尽管2015年《立法法》第3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对于上述学者提出的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的定位的看法，我们表示赞成，而对于监督行政这一立法目的而言，则需要围绕维护权益展开。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涉及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裁量权的案件中，可以进行调解。因此，我们建议，修改《行政复议法》，可以将其立法目的条款表述为，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解决行政争议，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对此，学界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方案，主要体现为权利救济功能优先、内部监督功能优先，以及解决行政纠纷功能优先三种观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自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的初步确立，到1999年《行政复议法》的成熟独立，再到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进一步功能强化，经历了三次重要立法，其内容亦经历了较大程度的调整。无论如何，在《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时，必须慎重对待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条款。
如果完全抛开法律文本和法律条文，则立法目的将沦为空泛的价值声明而已，或者成为制度实施中肆意独断的借口。这就需要立法目的对其进行指引和调整，即通过上文所述的监督行政维护权益解决行政争议三者之间关系的抽象处理，对具体条款的设置提供目的和价值上的指引，未来《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也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以防止立法目的条款在具体规范条款的设置上出现严重失衡的状况。此即所谓的公权利否定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诉讼）实质当事人否定论，代表性人物是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 1816-1895）。
{4}（ P.172）当代德国学者哈特穆特·鲍尔（Hartmut Bauer）认为，这意味着国家的主观公权利在公权利理论后来的展开中受到了压制，并探讨了这种压制的原因、展望了公权利理论的走向。[35]考虑到法律的动态性、主观公权利的开放性，我们选择何种形态的保护规范理论，首先取决于我们在我国法律秩序的框架内如何理解我们的时代。[12]布勒自己也承认，其公权利理论不仅是法学思考，还是裁判实务的综合。[1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权利毁损仍然是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诉讼要件，{7}（P.12-15）这应该是巴霍夫等能够复活保护规范理论，[14]从而使布勒理论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条件。
[17] 就鲍尔所提示的法律关系理论的价值指向而言，其能否引发共鸣或令人神往是一回事，是否具有现实性又是一回事。战后初期，日本并未出现可与巴霍夫比肩的对司法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学说。
{1}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论者指出，行政诉讼原告适格已经远远大于格奈斯特以实质当事人否定论所规定的范围。本文以为，这正是该定式一经面世，即风靡于司法实践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第一种观点是，以私益保护性推定的缺失，批评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表达的保护规范理论）过窄。总体而言，行政法学对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表达的保护规范理论）的上述不满或批评都有道理，也都可以商榷。
换言之，上述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所蕴含的定式，在日本，基本上只剩下了①法律（行政法）上受保护的利益→③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行政诉权）。相反，个体被设定为一个在‘伦理上自我负责的主体，因此也是‘权利和义务的承担主体。那么，（个人对国家的）主观公权利在何种条件下成立呢？毛雷尔提示了两个条件：第一、国家有法律义务，即存在规定行政机关应当采取特定行为（行政的法律义务）的法律规定。当然，国家以契约、公私合作或协商来实现行政目的的现象不容忽视，但迄今为止，这些现象或者可以析出或还原为某种公权力行使，或者其所实现的国家的权利并非公权利，而是私法上的权利。
这是一个以规范为线索来论辩的问题。将行政实体规范未明确需要保护、但又的确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权益，扩张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权益，仍应限定于通过语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立法意图解释法和法理解释法等法律解释方法能够扩张的范围为宜。
[31] 由此看来，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认可私益保护性推定来评价特定形态保护规范理论的宽窄。[28]基于这种法律方法，巴霍夫反对私益保护性推定：个人根据客观法享有便益时，权能基于基本法的社会法治国理念而被推定。
这不仅有损个案正义，而且减损了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的开拓性意义，甚至可能影响到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当下的可接受性。[1] 主观公权利、反射性利益、保护规范理论等概念对于我国而言，尚未被熟知。长期以来部分学说所容认的、司法实践中秘而不宣式的司法裁量，非该文本意。（一）国家的主观公权利为何缺席？ 鲍尔将国家的主观公权利受压制的原因归于学说：即使在今天，国家主观权利的基石还是没有完全丧失。因为其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应用已经是一种滥用。[21]参见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89頁。
[12]参见安念潤司：「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原告適格の構造（三）」，国家学会雑誌98巻11=12号（1985年）86頁。行政是一种自行形成的国家意志，并不只是服务于法律，而是能自行从不同程度优势地位出发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强调符本文）。
鲍尔情绪饱满地指出：在合宪性秩序之下，个体的自足独立和自我人格都不是由国家‘赋予和创设的。尽管法律本身不会说话，而且有相当多的行政法规范并不明示其保护意图，但毕竟有法律解释的规则，来确保法律解释不至于沦为纯粹的主观表达—即便出现了这种纯粹的主观表达，我们也可以将之有效地识别出来。
上述确认都禁止对于共同体之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状态，通过‘权力、‘统治权或是‘臣民关系等概念来把握。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规范性命题所蕴涵的价值要求，由此而获得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表达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是，该文主旨在于构建原告资格分析结构，通过在此结构中进行的规则解释和适度的比较研究，揭示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上司法裁量的可能空间及其限度。[24] Schmidt-A?mann, Kommentierung von Art.19 Abs.4 (1985) , in: Th. Maunz/G. Dürig (Hrsg.) , Grundgesetz.参见山本隆司：『行政上の主観法と法関係』有斐閣2000年251頁。这就又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鲍尔指出，迈耶所著《德国行政法》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法律人，而其对公权利理论的影响集约于一点：从一般权力关系导出主观公权利的狭隘理解，即主观公权利的享有者永远只是个人，而不是国家。
正如小早川光郎所指摘的：如果人们意识到公权利概念对原告适格的限定，与行政作用的复杂化等所伴生的扩大原告适格要求是对立的，人们就会重新想起实质当事人否定论。如果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那么该个人就享有主观公权利。
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无法客观化，也就不具备可批判性。
在此意义上应当说，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及追随它的大量裁判，意味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快速转向。在此意义上，没有必要去强调行政上的关系是法律关系。
该文指出，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新收案件2841件，是2015年的三倍多、2014年的近九倍。{1}换言之，上述误用正是保护规范理论本身所反对和排斥的。王天华：行政实体法的保护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保护规范理论看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问题，载应松年、马怀德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
长期以来部分学说所容认的、司法实践中秘而不宣式的司法裁量，非该文本意。通过这种扩张，方向的一义性、‘存疑是市民的利益这种大度不得不放弃。
私人间的利益分配不是通过私法手段，而是以行政行为来完成的。而在阿斯曼看来，保护规范理论作为解读法律规范之主观法内容的方法与规则的范型总称，必须以规范为线索。
{10}（P.32） 第二、体系的观点。经过上述环环相扣的论证，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得出结论：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原告适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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